•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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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他首先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然后才是礼聚学士、雅好文、“横槊赋诗”的文学家。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将济世创业的豪迈气概和慷慨忧思的诗人气质融为一体,并在继承汉乐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使其诗歌最具“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成为我国第一个文学流派“建安七子”的领袖。他的文章“清峻通脱”,显示他反对儒学传统、崇尚刑名的特点。鲁迅称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诗情感深沉,气魄雄伟,情调苍凉悲壮。有《魏武帝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曹操在汉朝的名义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 

       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精兵法,善诗歌,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史称建安风骨,鲁迅评价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也擅长书法,唐朝张怀瓘在《书断》将曹操的章草评为“妙品”。

       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 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曹操对文学、书法、音乐等都有深湛的修养。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孟德新书》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

       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诗,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进谋诛宦官事败,董卓入洛阳作乱;后一篇写关东各州郡兴兵讨卓,又各怀野心,互相杀伐,在内容上紧相承接。诗篇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地写出了这一段历史过程,因此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尤其可贵的是,在《蒿里行》诗中他以同情的笔调,写出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所罹的深重苦难:“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诗篇描写冬日太行山区的酷寒、荒芜、险峻,形象生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复杂感受。《步出夏门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乌桓时。该诗包括“艳”(前奏)及四解。“艳”着重写了诗人出征时的复杂心情。一解“观沧海”,写进军途经碣石时的观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写归途中见闻;四解“龟虽寿”,写取得了这场重要战役胜利后的思想活动。其中“观沧海”描写大海景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气势磅礴,格调雄放,映衬出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龟虽寿”以一系列生动的比喻,表达诗人对人生及事业的看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诗人贯彻终生的积极进取精神的真实表白。

        以表述理想为主的诗歌有《度关山》、《对酒》、《短歌行》等。前两篇写政治理想。他设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贤君良臣政治。这在汉末社会大破坏的现实背景下,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短歌行》的主题是求贤,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诗句,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冀成其大业心情。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建安作家以及从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许多诗人,他们拟作的大量乐府诗,都可以说是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见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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