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孙子说：大凡用兵的法则，将帅接受国君的命令，从征集民众、组织军队到同敌人对阵，在这过程中没有比争取先机之利更困难的。争取先机之利最困难的地方，是要把迂回的弯路变为捷径，要把不利变成有利。
所以用迂回绕道的佯动，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比敌人后出发而先到达所要争夺的要地，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方法了。
军争有有利的一面，同时军争也有危险的一面。如果全军整装去争利，就不能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如果轻装去争利，辎重就会丢失。因此，收起铠甲日夜兼程，走上百里去争利，三军的将领都可能被敌俘虏；强壮的士兵先走，疲弱的士兵随后，其结果只会有十分之一的兵力赶到；走五十里去争利，上军的将领会受挫折，只有半数的兵力赶到；走三十里去争利，只有三分之二的兵力赶到。因此，军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物资储备就不能生存。
不了解列国诸侯战略企图的，不能与之结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水网、沼泽等地形的，不能行军；不重用向导的，不能得到地利。所以，用兵作战要善于用“诈”，采取行动要取决于“利”，部署与战术的变化要通过集中或分散来实现。所以，军队行动迅速时象疾风，行动舒缓时像森林，攻击时像烈火，防御时像山岳，隐蔽时像阴天，冲锋时像雷霆。要分兵掠取敌域内作战物资，要派兵扼守扩张地域内的有利地形，要衡量利害得失相机而动。事先懂得以迂为直方法的就胜利，这就是军争的法则。
《军政》说过：“作战中用话语难以传递指挥信息，所以设置了金鼓；用动作难以让士兵看清指挥信号，所以设置了旌旗。”金鼓和旌旗，是统一全军行动的。因此夜间作战多用金鼓，白天作战多用旌旗。全军行动既然一致，那么，勇敢的士兵就不会单独冒进，怯懦的士兵也不会畏缩后退。这就是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方法。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使其士气衰落；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使其决心动摇。军队初战时士气饱满，过一段时间，就逐渐懈怠，最后士气就衰竭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初来时的锐气，等待敌人士气懈怠衰竭时再去打它，这是通过削弱敌军士气而获胜的办法。用自己的严整对付敌人的混乱，用自己的镇静对付敌人的喧嚣，这是通过利用敌军心理躁动而获胜的办法。在离自己较近的战场上等待远道而来的敌人，在自己部队得到充分休息的状态下等待疲惫不堪的敌人，在自己部队吃饱肚子的情况下等待饥肠辘辘的敌人，这是通过消耗敌军力气而获胜的办法。不要试图缴获排列整齐的军旗，不要试图攻击堂堂之阵的敌人，这是通过待敌之变获胜的办法。
用兵的法则是：敌军占领山地不要仰攻，敌军背靠高地不要正面迎击，敌军假装败退不要跟踪追击，敌军的精锐不要去攻击，敌人的诱兵不要去理睬，敌军退回本国不要去拦截，包围敌人要虚留缺口，敌军已到绝境时不要过分逼迫。这些，就是用兵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