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乱无象，豹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注释】
西京：指长安。无象：无道、无法，即社会秩序紊乱。豹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遘：同“構”，造作。患:祸乱。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李、郭等人长安作乱。
中国：犹中原。古代北方黄河流域长安、洛阳一带是国都所在地，故称中国。委身：托身、置身。适:往。荆蛮:指荆州。古人称南方民族为蛮，荆州在南方故称荆蛮。荆州刺史刘表曾从王粲袓父王畅受学,与王氏是世交，所以王粲投奔他。
追攀:指攀中依恋，表示惜别之意。
顾：回首。
未知两句:这是妇人说的话。意谓:不知道死在哪里,怎么能两人都保全呢？完:保全。
霸陵：汉文帝刘恒陵墓，在长安东。岸：高地。汉文帝是西汉明君，与景帝开创了盛世，所谓“文景之治”，其治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下泉》：《诗经·曹风》中篇名，是曹人怀念明王贤伯的诗。喟然:叹息的样子。这四句是说:面对汉文帝陵墓，对比当前的离乱现实，就更加伤心地领悟《下泉》诗作者思念明主贤臣的那种急切心情了。
【译文】
长安社会秩序兵紊乱，是董卓部将带来灾难。
我两次离开中原地区，投奔刘表前往那荆蛮。
离别时亲戚对我悲伤,朋友依依不舍想追攀。
出门来没有什么可见,只见累累白骨蔽平原。
路旁有一个饥渴妇人,抱着儿子抛弃在草间。
回头听见儿子草间哭,妇人痛哭但是不归还。
“不知道身死亡在何处，怎能两人一起都保全?”
策马赶快离开那妇人，不忍听那妇人悲惨言。
登上霸陵的文帝陵墓，回头怅望那京城长安。
体悟到那《下泉》诗意，深深叹息摧人的心肝。
王粲的《七哀诗》一共有三首，这是第一首。汉代乐府中没有“七哀”这个题目。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说：“《七哀》起于汉末。”从今天的材料来看，《七哀》极有可能始于王粲,是他自创的新题。七哀言哀伤之多，非实指。
东汉初平元年（190)春，关东各州群推举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起兵讨董卓。董卓挟持汉献帝，仓皇从洛阳出逃，迁都长安，并驱使吏民数百万人入关，焚烧洛阳宫殿、官府和民家。驱赶的士兵任意抢劫奸杀，以致积尸盈野，几百里没有人烟。当时，王粲十四岁，居住洛阳，也被裹挟到长安。途中目睹了董卓烧毁宫室民房,强迫大批吏民流徙的残忍和惨相。初平三年（192）四月，王允和孙瑞策动吕布谋杀董卓。同年六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打着为董卓报仇的名义围攻长安，并放兵掳掠，死者上万人。这年王粲十七岁，不顾亲友的追攀，与族兄王凯及孙萌结伴投奔荆州的刘表。
年轻的王粲亲身经历了董卓在洛阳和长安的两次作乱，《七哀诗》便记叙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对军阀混战表示了厌恶，对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表示了深切同情。诗作含蓄蕴藉，悲凉苍劲,很有艺术感染力。
诗的开头两句“西京乱无象，豹虎方遘患”，概括了当时长安的混乱局势，同时也交代了自己不得不离开长安的缘由。东汉建都于洛阳,故长安为西京。“无象”即无道、无法，说明政治局势极端混乱。作者把董卓部将李、郭等人比做豺狼虎豹,既形象地勾画出他们穷凶极恶的面貌,又表现出作者极度的愤恶。
“复弃”以下四句，交代自己的志向和亲戚朋友相别的情景。“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中国”与“荆蛮”对举。古人把北方黄河流域洛阳和长安国都所在地称为中国或中原，而称南方的部族曰蛮。王粲原住洛阳，因董卓兵乱迁居长安，事隔两年，又因兵乱离开长安。所以说“复弃”。王粲经历了董卓从洛阳到长安的战乱，那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现在李、郭作乱，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作者只用一个“复”字，把昔日的悲哀勾带出来，重叠在今日的悲痛之上。这就不仅把连年战乱的历史事实映带出来，而且更加深了作者遭受巨创的悲哀之情，丰富了诗歌内涵，可谓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因战乱，不得不离长安，委身荆蛮。自然要离别亲友。“相追攀”指攀车依依惜别之情。这里“相追攀” 与“对我悲”互文见义。前者重在刻画内在的感情，后者重在突出外在的动作。离亲别友，诗人百感凄恻，而亲友也是五内倶焚。写离别是这首诗不可少的一笔，但作者只用十个字就渲染出悲哀的气氛，加强了诗歌的主旨。
送别之后，便自然过渡到旅途情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是当时中原地区遭受战祸洗劫后的残酷景象的真实写照。出门所见是白骨蔽野，目不忍睹！这是豺虎遘患的历史罪证！据史籍记载，当时吏民死于战乱者几万人，事后两三年，关中全境“无复人迹”。正如曹操在《蒿里行》中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同样是揭露这惨绝人寰的规实。
如果说“白骨蔽平原”是典型环境，那么接下六句写饥妇弃子则是典型事件，“路有饥妇人”六句，通过人物动作、表情和语言，把她的痛苦、矛盾、悲愤展露无遗。“挥泪”与“独不远”说明她已横下一条心，独自离开了。人世间别无一种爱胜过母子之爱。可是这饥妇人好像丧失母性,无情地拋弃了亲生骨肉。作者不是责备她，而是要通过这种矛盾心理，揭示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作者引饥妇人的话说:“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自身还不知死在何处，何况儿子呢？尽管她悲痛欲绝,难以割舍，但残酷的现实逼得她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诗歌通过这一典型事件，就更真实地揭露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最后六句写诗人因“所见”而感慨不已。“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饥妇弃子使诗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只能策马离去。这两句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由叙事转为抒情。“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诗人登上霸陵高她，回首怅望长安。这两句含蓄蕴藉，有二层意思：其一，长安东郊霸陵是长安通往荆州的必经之路，这是交代旅途经过。其二，到了霸陵，离长安较远，诗人用“望长安”的动作，说明诗人对国都长安的留恋不舍及对朝廷国事的担心，有恋君爱国之意。其三，霸陵是西汉中兴之主文帝刘恒的陵墓，诗人经过霸陵，自然想起 “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可是长安这时是白骨蔽野，满目凄惨。像文帝那样的明君又在哪里呢？太平盛世又在哪里呢？因此诗人最后悲叹道：“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下泉》是《诗经·曹风》中的篇名，《毛诗序》说：“《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哪里能得到贤明君主以兴太平呢？现在只能伤心哀叹，无限感伤，肝肠摧裂。诗人用这种勾连映衬、古今对比的手法，使悲哀、忧愤之情达到高潮，并在这深沉的叹息声，很自然地结束全篇，真是余味无穷。
在建安的诗歌中，真实地反映当时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应首推曹操的《蒿里行》和王粲的《七哀诗》。曹操居高临下，用高度概括的手法，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气度与风格。而王粲则是以一个普通年轻人的身份，把所见、所闻、所感结合起来，精心选择典型事件和场景，将其展示在广阔时代背景下，使人感到真实、深刻,并受到极大的精神震动。
《文心雕龙·时序》篇,评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的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 而多气也。”在这“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中就孕育出了慷慨悲凉的建安文学。所谓“慷慨”，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悲忧色彩而又昂扬向上 的感情；所谓“志深'指的是情志真实、思想深刻、意气骏爽；所谓“笔长"指的是深沉优美的文笔；“梗概而多气”则是指其具有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所有这些,难道不是《蒿里行》、《七哀诗》的共同艺术特点吗？这些名篇之所以千古传诵，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又在于正确地揭示了“建安风骨”的时代特色和审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