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入水的船

   汪敬熙并不以诗见长，他主要是一个小说家。这首诗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开始消退，许多青年在苦闷与恐惧的氛围中从现实生活里退缩的时候,但却继续表现了激流勇进、百折不挠的“五四”时期跃动的与反抗的时代精神，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

   鲁迅在评价汪敬熙等新潮社小说家时说，他们“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这个评价同样适合汪敬熙的这首诗作。这首诗择取了一个浅显明了的具象——船,以船与大海拼搏的勇气与命运的抒写，创造一个悲壮与富有激情的情景氛围； —方面它是“五四”时期狂飚突进的反封建斗争的一种象征,另一方面，它又是作者立志社会改革的心迹的一种呈示。这里,景所包含的现实生活内容和情所寄托的诗人内心世界的心态都统一于船与大海的境界中。受《新青年》诗人群体影响的新潮社诗人,大多抱着注重“实生活写照”的写实态度,如康白情诸诗人十分强调诗的逼真的摹写的效果，因而诗有时更像一幅写生画，而缺少一点诗人自我的浓郁的情致。这首诗却能大体达到情与景的配合,这在那时的白话诗中是不多见的。

   诗人这艘“现实之船”与“理想之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船入水了！这开首—句锤定音,将弄潮儿献身变革的勇气与时代风尚强烈地表现出来了。接下来“我不愿”与“我愿”两组对比强烈的诗句，既是对现实变革事业的由衷祈祷，又是诗人决心投入斗争洪流的自勉。“越平安,越无生趣”句与“冲不破，便沉在海底”句,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靑年诗人对变革富于理想浪漫式的 激越与亢奋,正因为此，诗里也隐约地滲漏出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苦涩与悲壮之情。因为,尽管他仍然还大声疾呼,即使船沉海底,却可给后来的船指一条新的路，然而他毕竟连自己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这样，当汪敬熙在1925年自选一本《雪夜》的时候，说他的作品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 意义”的，便毫无足怪了。

   这首诗如同汪敬熙同期的小说一样，留存着旧诗的痕迹，这当然不是指诗的语言与韵律，而是指旧诗通常采用的情景配合的手法。除此之外,这首诗表现了那个诗的解放的时代的诸多一致性的特点：大体整齐的自由体句式，服从于语气节奏的韵律，浅显的明喻，等等。应当指出的是，这首诗用作比喻载体的具象的船，虽然不同于后来象征诗那样是意象的契合,然而却也不完全同于“五四”时期的写实派诗与浪漫派诗；后者将比喻作为描写事物的纯粹修辞手段，而前者则将某种具象作为情感的“自我表现”。而这里的“船” 却兼而有之。因而，这首诗在保持了那时代特有的平实、真挚、浅显的诗风的同时,还具有较丰富的精神内涵与诗韵。